欧洲游记（十一）——沉重的柏林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坐火车不需要提前2个小时到达，也不需要安检，不需要检票，可以径自上车（车上通常有查票的）。不像飞机场距离市中心很远，火车站大多在市中心。因此，在欧洲旅行坐火车比坐飞机方便，火车座位宽敞，也比坐飞机舒适。我买的欧洲通票更有一层便利，不限地点和次数（车票有效期内），如果错过了某一班车还可以坐下一班车。因此赶火车不像赶飞机那样作急和担心。大城市通常都有好几个车站，要搞清楚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车站。德文Hbf是主要的意思，地名后面加上它，表示是该地的主火车站（Main Station）,或按中文习惯称为中央火车站。

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乘火车到柏林的中央火车站（Berlin Hbf），只需6的小时20分钟。一个6个座位的包厢，只有我和另一位乘客，先是一位荷兰的语言教师，他下车后，上来一位奔驰公司的员工。火车上有餐车，供应咖啡和三明治等冷食。那个荷兰教师告诉我，在荷兰和北欧，几乎人人都会说英语，他说到德国大概只有一半人说英语，到了东欧只有少数人会说英语了。我不知他说的比例是否准确，的确在挪威和荷兰，没有感到过语言方面的障碍。就这样在车上聊聊天，还没有觉得烦闷，就到了柏林。

下了车要了一辆出租车，到旅馆放下行李，拿了相机和地图就出门了。我订的旅馆里车站很近，离国会大厦也很近，步行一二十分钟就到了。一边走我一边记路，不想回来找不到旅馆。其窍门就是一路走，一路拿地图比对，并记住标志性建筑物，必要时记在地图上。依靠这个方法，一路上十多个陌生城市走过来，一次也没有迷路。

国会大厦、勃兰登门

二次世界大战中，柏林几乎全部被炸毁了，没有剩下什么古典的建筑。盟军对柏林的轰炸，远远超过纳粹德国队对伦敦的轰炸。在伦敦王宫、议会大厦、白厅和许多博物馆，都没有被炸毁，到处都可以看到老的房屋。而在柏林，看到的几乎全是战后的建筑，看不到巴黎、维也纳、伦敦那样的大街，古色古香的桥和雕像，看不到什么近代的建筑。国会大厦和勃兰登门是柏林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非常坚固，也许是因为胜利者要将它们作为自己的记功碑和凯旋门。

提起国会大厦，便会想起纳粹的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的地下指挥部，想起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如今战争的痕迹已难寻觅，大厦依然雄伟。

议会大厦正面

议会大厦侧面

国会大厦的墙特别厚，非常坚固。

勃兰登门于1788年-1791年间建设，为了庆祝普鲁士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的胜利，此门又称“凯旋门”，它标榜着普鲁士的崛起。属于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有6根陶立克柱，中间有11米进深的通道。门上有一座四驾马车和胜利女神的青铜像。该像在1806年被拿破伦於取走，1814年归还。

勃兰登门曾经作为东西柏林分界。图为美苏对峙时的勃兰登门。

吉普车上好像是美方的军事警察，对面则是苏方的“嘎斯”卡车（解放后南京汽车厂曾仿制，称为跃进牌）。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89年圣诞勃兰登堡门正式开放。它从柏林将近30年的分裂标志变成了城市统一的象征。1991年，东德和西德统一后，又重新对勃兰登堡门进行了修复，如今它成为了德国重新统一和欧洲重新统一的象征。

上图为柏林墙拆除时露出的勃兰登堡门。

上面是今日的勃兰登堡门。

为保护勃兰登堡门，如今门下面不允许机动车通行，门内为广场，门外是大街。

勃兰登堡门上的马车和驾车的胜利女神

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Holocaust-Mahnmal）

从勃兰登门往波茨坦广场方向前行不远，就是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它不是一块碑，而是像一大片水泥棺材的墓地，使人压抑和震撼。

这座纪念碑旨在纪念被屠杀的欧洲犹太人，由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设计，于2003年开始动工兴建，2004年12月工。碑林中有水泥浇注的2711根灰白色棺材状的碑，德国中央大屠杀纪念馆（Zentrale Holocaust-Gedenkstätte Deutschlands）由地面上的碑林和地下的“信息中心”组成，以纪念当年纳粹迫害下牺牲的大约600万犹太遇难者。在市中心位置，在德国象征的勃兰登堡门和议会大厦的旁边，建筑这样一座令人压抑的纪念碑，自然引起很大的争论。最终，联邦议会批准了建设大屠杀纪念碑。

确实，柏林令人感到沉重，感到极端思想——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和残暴，同时你也会为德国人的反思和忏悔精神，而尊敬德国和德国民族。

令人沉痛的还不止是大屠杀纪念碑，还有历史刚刚翻过去的一页——柏林墙和查理检查站。

柏林墙和查理检查站

“柏林墙”是指环绕西柏林的一道围墙。东德政府为了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于8月12～13日夜间修筑的。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

柏林墙成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东方和西方冷战对峙的最前线。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总是声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他们治理下的老百姓并不这样想，总是想往被他们称之为“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地方跑。东德有不尽的偷越柏林墙的故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偷渡香港潮，南越人则冒着葬身大海的风险也要偷渡到香港，通过香港被西方收留——电影《投奔怒海》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参观“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就让我想起了那段物质匮乏、没有自由、备受压抑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